2017年10月26日下午三点，本研究所所有成员相聚于8号楼301会议室开展题为“家庭子女责任”的学术沙龙活动，本次会议首次以视频汇报的形式开展。本次学术沙龙由陈艺璇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研究所负责人、硕士生导师余益兵老师及在校研究生。
主讲人李艳如从“家庭子女责任”的概念出发，对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的讲解。参与沙龙的老师与研究生认真的听取了这次视频汇报，并就本汇报内容，发表了各自的思考与建议。并针对一下问题展开了热烈：
（1）在父母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生活自立能力和家庭责任感时，亲职化是否具有积极意义？
（2）儿童亲职化的代际传递现象；
（3）亲职化与中国传统孝道之间有何联系？
（4）农村留守儿童亲职化的流行学状况？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研究。
最后，余老师对本次汇报进行总结并对17级研究生提出良好的建议：第一，PPT制作要精简，清晰直观；第二，汇报时重难点突出，着重精讲细讲；第三，汇报思路要清晰，言论表达明了；第四，善于发现问题，刻苦学习研究方法；第五，坚持查阅一手文献。此外，余老师还对17级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问题表示关心，并教予我们为人处世之道。例会历时两个小时，参会成员均受益匪浅。
会议结束后讨论的内容以笔记的形式反馈给学术汇报人李艳如同学及其他未及时参会的成员。本次以视频汇报为主要内容的沙龙活动在本科组首次实践成功，此次实践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实现了本课题组例会制度的创新，为以后例会的召开提供了可能的选择方式。
为方便大家了解家庭子女“亲职化”的更多相关内容详情，现将例会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仅供大家参阅）：
亲职化是在家庭生命周期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家庭互动模式，全世界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Becker 2007; Boszormenyi-Nagy and Spark 1973; Byng-Hall 2002; Hooper 2007a, b; Karpel 1976）。有数据表明，在美国的8-18岁儿童中约有130-140万儿童存在亲职化经历（Diaz et al.2007）。研究者们用“亲职化”一词来描述家庭系统中儿童扮演父亲或母亲角色并承担部分家庭责任的现象（Boszormenyi-Nagy & Spark，1973； Chase，1999；Flanzraich & Dunsavage，1977；Jurkovic，1998）。这种儿童承担父母责任的现象最初是Winnicott（1962）提出的，他用“虚假自我”（false self）的概念来描述儿童为遵从父母意愿而隐藏自己真实感受的现象。随后，Morris 和Gould（1963）首次采用“角色逆转”一词来描述身体遭受创伤的父母将孩子当成依靠对象的这种现象。到了1966年，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Bowen在他的家庭系统理论中提到“亲子三角关系”的概念。“亲子三角关系”是指当父母婚姻发生冲突时，子女通过涉入夫妻子系统，从而形成父—母—子女间的彼此拉扯互动模式，以稳定父母情绪性紧张与束缚性焦虑，以维系家庭系统的平衡状态 （Bowen1978）。无独有偶，1974年家庭治疗师Minuchin用“代际边界”（intergenerational boundaries）和“三角关系”（triangulation）的概念来描述父母和子女间不恰当的角色关系。此外，Minuchin还讨论了跨越父母与子女之间界限并承担父母职能的儿童在父母子系统中照顾兄弟姐妹的现象，并指出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大家庭、单亲家庭或父母双方忙于工作的家庭中。到了8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了其他亲职化亚类型（除了儿童扮演父亲或母亲角色类型外）；同期，早期研究依恋的学者们和Bowlby采用“角色逆转”（role reversal）一词来形容儿童尝试采用与父母管教自己一样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而且在90年代，也有成人在对自己童年期依恋关系的解释中采用“角色逆转”一词来形容“照料者的角色”。到了21世纪，“角色逆转”一词得到扩展，它包括儿童或父母扮演与其发展相反的角色，或者父母和孩子交换角色的情况。此外，在移民家庭中用“子女责任”（filial responsibility）来反映孩子扮演父母角色的现象，以免将“亲职化”过度污名化。除概念研究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亲职化”现象的描述研究，研究们试图对“亲职化”进行归类描述，根据已有研究先总结出在以下情境中容易导致“亲职化”现象：①因父母死亡或离婚而导致的父母一方缺席（Jurkovic et al., 2001）或者父母均忙于工作的情况；②父母一方因精神疾病（Aldridge &Becker, 2003; Gopfert et al., 2004）、物质滥用（Burnett et al.,2006）、残疾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给孩子提供照料；③不安全型依恋的父母（Byng-Hall, 2002, 2008）；④因为在父母婚姻冲突中可能需要儿童发挥特殊作用或让孩子成为替代性的合作伙伴（与父母一方结盟）而导致亲职化；⑤亲职化可能存在代际传递。
此外，研究者们试图从“家庭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Boszormenyi-Nagy&Spark 1973;Bronfenbrenner 1979;Minuchin ea tl. 1967）、依恋理论、动力学中的客体关系和进化论”等理论角度来解释“亲职化”现象，并进一步探究“亲职化”带来的影响。例如，Jurkovic（1997）就探讨了关于亲职化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干预和预防亲职化。文献中指出，亲职化可能具有破坏性，严重亲职化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照料而产生情绪、生理、心理的负面影响，比如低自尊（Wells et al.1999）、较差的人际交往能力、低学业成就（Jurkovic 1997）、心理痛苦（Stein et al.1999）、性虐待（Alexander et al. 2000）、创伤压力（Hooper et al.2008）、性格和依恋问题（Alpert et al.2000）、人格障碍和严重的精神疾病等。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亲职化也具有积极、建设性的一面。适度的亲职化与问题解决能力（McMahon and Luthar 2007）、应对技能（Stein et al. 2007）、个体成长、能力发展（Champion et al.2009;Kuperminc et al. 2009; Telzer and Fuligni 2009）和积极的心理健康（Shifren 2001）有关。
编辑：陈艺璇
审核：李艳如 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