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9日，课题组所有成员在303办公室举行了第八期学术沙龙活动，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研究所负责人、硕士生导师余益兵老师及在校研究生。汇报人张俊南以录制视频汇报的形式,对《Parent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Among Students With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Aspirations:A Cross-Sectional Quantitative Study》一文进行分享。

亲职化是儿童和青少年受不利家庭环境的约束而扮演父母角色，并过早承担成人责任的现象(Boszormenyi-Nagy& Spark, 1973; Jurkovic, 1997)。童年期的亲职化经历可能带来积极或消极后果。其中，在三种情境下的亲职化经历，对孩子来讲可能是破坏性的。即，在父母有明显的身体疾病，精神疾病或物质滥用的家庭中(Aldridge, 2006; Burnett, Jones, Bliwise,& Ross, 2006; Fitzgerald et al., 2008; Stein, Rotheram-Borus, & Lester, 2007)；在父母虐待或忽视孩子的家庭中(Fitzgerald et al., 2008)；或者在一些其他情况下，父母履行其照料者角色不称职。然而，最近研究表明，亲职化在一定程度和环境下可能是有益的(Hooper, 2007;Hooper, Marotta, & Lanthier, 2008)。Gilford(2013年)的研究表明，在亲职化与心理弹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相关。适度适量的亲职化有助于孩子心理弹性增长。

现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加入精神健康职业的人一般都有更多的亲职化童年经历(Braunstein-Bercovitz, Cohen,Geller, & Benjamin, 2014; Fussell & Bonney, 1990)。Bager-Charleson(2010)的研究显示，成为咨询师的两个主要激励因素是人们的童年和后期的生活危机使他们进入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领域。

鉴于此前研究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该研究重点关注了马来西亚大学生这一多元文化群体，并比较马来西亚临床与非临床学生的亲职化与心理弹性水平。该研究以420名来自马来西亚三家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为被试，其中，有各有一半参与者来自临床项目(即:心理学、医学、验光、药房和护理)和非临床项目(即:商业、通讯、工程和信息技术)，研究使用人口学调查、亲职化问卷(Jurkovic & Thirkield, 1998)调查和心理弹性问卷（Connor & Davidson,2003）调查的方式得出以下结论：（1）与非临床学生相比，临床学生有更高的亲职化经历。然而，临床学生与非临床学生之间的心理弹性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回归分析发现，亲职化的程度在心理弹性的变化中占了7.9%（2）亲职化与心理弹性是显著正相关的。

对于这项研究结果,作者在讨论部分解释认为，首先，由于马来西亚强大的集体文化规范对家庭单位有很高的影响，支持家庭的孩子可能受到家庭和文化的正面强化，孩子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可能会成为一种缓冲，从而很好地防止产生与亲职化相关的负面结果。因此，重视文化因素对亲职化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人们在童年的亲职化经历可能会使一个人变得更有同情心，更能够表达关心和情感。童年期亲职化经历可能已经被内化，并转变为从事临床职业的动力，（例如：心理咨询、医学或护理学等领域）从而导致临床方向的学生比非临床方向的学生有更高的亲职化经历。

本次沙龙针对以下问题展开了深刻地讨论：（1）不同文化环境对亲职化的影响；（2）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否会对儿童亲职化的结果产生影响？（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亲职化与心理弹性的关联性。大家认为，相较崇尚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个体，受集体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个体其亲职化经历更倾向于产生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以孝为美的中国社会，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姐妹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孩子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会极大的削弱亲职化经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个体人格特质的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对个体亲职化经历的影响）。有亲职化经历的儿童和有留守经历的儿童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二者可能都需要承担家庭中本不该由其承担的责任，可能在享受父母照料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因此，留守经历与心理弹性的相关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为大家在做相关研究中提供一些思路与启发。

编辑：张俊南

审核：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