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晚7点，isLBCgx课题组第五期学术沙龙在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行北楼334室成功举办。何慧文、杨婷婷为本期沙龙主要汇报人，余益兵老师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参与了此次会议。

第一位主讲者是何慧文，她汇报了2018年2月发表于《心理与行为研究》上的一篇文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新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汇报开始，何慧文首先阐述了背景介绍部分作者的行文逻辑和研究假设。何慧文提到：大学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是社会阶层心理在大学校园内的重现。先前研究发现大学生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成正相关，而与抑郁、焦虑负性情感成负相关（周春燕、郭永玉，2013）；大学生 SSS 在 SES 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张大均，2014）。并且，经贫困生认定后，班级内会有一部分低家庭 SES 的学生，被明确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被贴上“贫困生”这一身份标签。 

因此，该研究试图结合社会阶层心理与社会标签理论的观点，重点考察家庭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即SSS的中介效应；以及贫困生身份是否会对该中介效应产生。由此提出了下述两个研究假设：

（1）大学新生 SSS 在其家庭 SES 和抑郁情绪间起中介作用；

（2）贫困生身份在 SSS 中介家庭 SES 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研究使用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量表、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和自评抑郁量表分别对被试的家庭 SES 指数、SSS水平和抑郁情绪进行测试，通过学生档案信息获得贫困生认定身份。

由于是用问卷法进行研究，所以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周浩, 龙立荣, 2004），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进行了程序上的控制。具体来说在被试数据的采集上，仅在抑郁情绪的测量上，使用了常见的李克特 4 点计分方式；家庭 SES 指数是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换算后得出；SSS 使用的是图形化的测量方式；是否贫困生则是通过学生档案信息获得。所以，研究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发现该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不会对研究的结果造成显著干扰。

为了检验该研究所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成立，参照方杰、张敏强、顾红磊和梁东梅（2014）的观点，使用系数乘积法进行 Boot-strap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模型检验结果见图3.

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来看，大学新生SSS 在其家庭 SES 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贫困生身份会对 SSS 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1）大学新生 SSS 在其家庭 SES 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贫困生身份会在大学新生家庭 SES 影响其 SSS 形成的过程中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使相同家庭 SES 条件下的大学生 SSS 更低，进而导致其抑郁情绪较高。

最后，何慧文对该研究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研究的优势在于提醒了高校在进行贫困生身份认定时，要重视贫困生污名化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有必要建立经济资助与心理援助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同时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中，需重视学生隐私权的保护，并加强对贫困生的人文关怀（荆玉君, 2015; 时名早, 2016）。研究存在的不足：首先，此研究只调查了大一新生，因此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高年级大学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其次，此研究只考察了抑郁情绪一个指标，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家庭 SES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在未来研究中还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其他指标进行考察；再者，此研究只是简单的从学校中获取贫困生身份认定名单，其认定结果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最后，该研究所建立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基于本次横向调查的数据，因此其假设的各变量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使用追踪或实验的方式进行再次验证。

第二位主讲者是杨婷婷，她汇报了2020年发表于《儿童和青少年服务评论（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上的一篇文献：《中国青少年感知的主、观社会地位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一个序列中介模型（Perceive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mart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sequential mediation model）》。

杨婷婷围绕智能手机成瘾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学习的影响以及主观社会地位对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展开叙述，指出文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主观社会地位（sss）与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及其机制。并结合作者对以往研究结果的分析，引出假设：SSS通过相对剥夺和网络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序列中介作用负向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倾向。

随后她介绍到：研究中，青少年的主观社会地位由中国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Hu, Wang, Cai, Zhu, Yao, 2012)评定；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由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u et al.， 2014）评定；相对剥夺问卷由相对剥夺问卷(Ma, 2012)评定；网络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由网络基本心理需求满意度量表(Y. Liu et al.，2016)评定。同时，借助SPSS 22.0和Mplus 7.4在研究中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与SSS和相对剥夺呈负相关;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与网络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呈正相关;SSS与相对剥夺呈正相关;相对剥夺与网络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呈正相关;SSS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倾向。

最后，通过对此研究的渗透性认识，她阐述了此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性。此研究为SSS与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序列中介途径提供了证据，这将对其他学者的拓展研究提供参考价值。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没有对社会经济状况客观指标进行测量和控制、研究的横断面研究设计不能证实因果关系或中介效应、研究没有考虑到与智能手机成瘾相关的其他家庭和学校因素可能会导致更综合的智能手机成瘾机制等。

点评环节中，余老师肯定了两位成员选题内容的实际应用价值。关于中介模型文献的解读也能有助于课题组成员对中介作用、效应量等知识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具体而言，何慧文的汇报逻辑性较强。对研究被试的选取、研究程序的设计分析独到，同时善于结合实际对研究结论进行举例，引导组员深入理解。但对共同方法偏差的掌握与使用相对薄弱，以致于对研究结果的分析缺乏说服力。建议进一步加强相关方法的操作使用，提升数据处理方法的应用能力。杨婷婷的汇报具有条理性，解读思路清晰。在充分理解文章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文章的研究方法。但对研究数据的挖掘还不够精细，阻碍了其对研究结果的梳理。有必要对研究结论部分进一步地精进、理解、消化和吸收。

点评环节的最后，余老师表示：“知行合一”是巩固科研学习的重要方式，掌握理论知识而缺少具体实践，无法真正将知识化为己用。因此应该主动尝试做研究，才能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的原理和原则；同时也要学会变通，适应知识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

此外，针对同学们广泛存在的论文写作问题，余老师建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研究背景的攥写尽量由大到小，分层叙述；文献的引用应有理有据，与自身研究内容息息相关，不要讨论不相关的主题，要尝试将讨论集中在研究课题的关键方面。

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课题组成员们针对研究被试的选取、研究程序的设计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在激烈的交流中，本期isLBCgx课题组学术沙龙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钟莹颖 朱彩云